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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重生命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生命文化研究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5-01-26 点击数:829

两重生命之间的互动及其对生命文化研究的启示

 

        第一,我非常赞成袁正光教授把心灵健康,作为健康人生的一项重要规定。

在人这个活生生的生命实体之中,包含有两重生命: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在宗教观念中,人有今生来世,也有两重生命。按照生命文化理论,宗教观念中的两重生命,属于文化生命的范畴,也应该是生命文化研究的领域。

从生命文化的角度看,人的健康可以有多重规定。其中最主要的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心灵健康,这三个层次的健康,是依次递进的;心灵健康是健康的最高境界。宗教,在人文意义上,是一种心灵的约定,今生来世的观念,是这种约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意义在于,用宗教所特有的语言和情怀,警示世人,今生来世是有因果报应的:今生为善为恶,决定来世是福是祸。当人们从心底深处接受并牢固树立这种信念以后,就会全力向善,而拒绝为恶。这样的心灵当然是很健康的。

心灵健康并不限于神圣的即宗教意义的,也可以是世俗的即社会人文意义的。不管是神圣的还是世俗的,重要的是,人必须有某种高尚的、超越当下利害考虑的形而上的信念。有信念和没有信念,有着天壤之别。现在,我们国家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没有信念可言,心理、心灵极度扭曲,尤其是缺乏生命意识,对生命全然没有一点敬畏,动辄杀人放火,甚至父子相残,师生夺命,夫妻恋人一旦失和,就不惜置对方于死地。凡此种种,令人魂魄惊悚。

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除了宗教,在社会人文领域,包括心理学和伦理学,都不大关注心灵健康问题。袁正光教授讲生命健康,在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之外,把心灵健康作为健康人生的一项重要规定,是非常正确的。希望袁教授在《生命文化导论》这部学术专著中,好好地说一说心灵健康问题。这不仅是生命文化学科题中应有之义,更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十分尖锐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之间的互动,不仅是文化现象,而且有科学根据。

我们曾经给生命文化下过一个不很严谨的定义:生命文化是一门社会人文学科,它研文化生命的形成、发展规律及其与自然生命的关系。当时,我们论述两重生命之间的关系,所依据的是生活实践,以及依据这种经验所做的文化分析。我们断定,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是互相联系,互相渗透的。这在医疗领域,尤其是在抗癌和治疗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性疾病的医疗实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乐观、豁达,精神状态良好,并且能遵医嘱坚持锻炼的病人,康复的几率、康复的速度,都比较高。

现在我们知道,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渗透,不仅是文化现象,而且有科学根据。一个时期以来,有大量报道称,国际生命科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人的情绪、对周围环境的认知和感受、人的精神状态等等,不只决定于后天的文化陶冶,也与先天的某种基因有关。西方世界有一种说法:生活就像一杯水,取决于你怎么去看它,有的人看它是半满的,有的人看它一半是空的。据法新社去年2月25日报道,有英国科学家说,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可能取决于人体内的一种基因。也就是说,基因决定了有些人更容易产生幸福感,另一些人则对生活较为悲观。

早先的研究已经发现一种叫5-HTTLPR的基因,对大脑中的5-羟色胺如何发挥作用有着重要影响。5-羟色胺是大脑传递神经信号的物质,跟人的情绪有密切联系。这种物质有三种变体,其中两种是“短型”等位基因,它们容易使人产生精神抑郁或自杀企图。和这种“短型”等位基因不同,“长型”等位基因容易使人避开周围环境中消极的东西,而善于发现积极的东西,从而产生愉悦的情绪。

这里说的是先天的基因可以影响后天的生活态度。这也就是说,自然生命不只是文化生命的载体,而且直接影响人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这种影响的一个更加典型的例子,出自西班牙《世界报》去年3月30日的一篇报道,题目叫《过度消费,是激素在作怪》,说的是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很多妇女都会在月经来潮前10天左右开始冲动消费,也就是疯狂购物。该校的心理学家认为,月经来潮之前的激素变化可能导致女性产生负面情绪,而购物则是用以控制这种情绪的方式。有趣的是,大多数女士事后对自己冲动消费都懊悔不已。可见,他们的冲动消费这种人文行为,并非他们所愿,而是受到来自然生命的不可抗拒的逼迫。

以上所说,是先天的基因与后天的情绪和行为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生命对文化生命的影响。另一方面,文化生命反过来也可以影响自然生命,不仅影响本人的自然生命,而且通过遗传影响下一代的自然生命。美国趣味网站去年5月14日报道一则消息,说许多父母都为确保孩子能幸福生活而发愁,但是如果像一名研究人员所说的那样,幸福主要靠遗传,那么这些担心可能已经太迟了。为什么呢?因为父母自己在幸福的问题上可能就做得不能理想。实验胚胎学研究表明,生活经历和所处环境可以影响基因表达,并改变父母遗传给孩子的特点。墨西哥阿拉韦-达维奇研究中心的一位博士说,父母的行为会影响孩子,父母的遗传帮助塑造孩子的性格。怀孕前父母的心理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基因。此前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发现,幸福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性格决定的,而性格主要遗传自父母。据说,心理学家们已经识别出表达为乐观性格的共同基因。

应该说,科学上的这些发现,都还有待于确证和深化,现在基本上还是一些假设。虽然如此,这些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它们为构建科学与人文之间、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之间的桥梁提供了新的视角,为生命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三、科学上有关两重生命互动的发现,对生命文化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我想先从宏观层面上评估一下这些信息的意义。然后再说说他们对生命文化研究的启示。

从我们的媒体在转载这些报道时所用的标题上,可以看出,他们没有充分顾及已有的科学和文化的认知经验。例如,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悲观或乐观,基因说了算》,这显然是过分了。有的人天生是乐天派,天塌下来还要幽默一下:好大的瓦片呀!有的人是天生的悲观派,树叶掉下来,也怕砸破脑袋。这是事实。这种差别,可能与先天的基因有关。但是,说悲观或乐观是基因决定的,恐怕不行。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是会变化的,在获得了某种生活经验以后,有的人从悲观派变成了乐观派,有的人从乐观派变成了悲观派。这是经历和文化熏陶的结果。我们曾经长时期跟在苏联人屁股后面,否定基因科学,把它斥之为唯心主义。现在,我们早已觉悟了。但是,在充分重视基因科学意义的时候,也要防止陷入科学主义的泥潭,认为基因能决定一切。科学主义将会导致文化虚无主义。如果科学能决定一切,文化还有生命意义?我认为,比较合理的看法,应该是加强科学与人文相互关系的研究,而不是用一种否定或代替另一种。

那么,这些科学上的发现,究竟给生命文化研究提供了怎样的启示呢?我认为,我们与其关注先天的基因对后天的文化生命的影响,不如说是后天的文化生命对先天的基因的影响。前者是生命科学的任务,后者才是生命文化的课题。如果墨西哥那位博士说的话确有道理,“父母的行为影响孩子,父母的遗传帮助塑造孩子的性格;怀孕前父母的心理实际上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基因。”也就是说,如果后天获得可以转化为遗传因子传递给下一代,那么我认为,对生命文化研究来说,最重要的启示,应该是从研究当代人的文化生命,扩展到同时关注下一代人的文化生命:研究父母应该怎样做,才能给子女以最好的影响,父母应该具备怎样的文化心理素质,才能使子女获得最好的遗传基因。

这一点,不仅有理论意义,而且在实践上极为重要。我们中国人都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理预期。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使用一切手段,但有些人却唯独忘记了自己作为父母,在行为上和心理上怎样为人师表。尤其是那些暴发户和贪官污吏,更要注意呢,他们的所作所为,怎么能给他们的子女以好的影响,怎么能有好的遗传帮助塑造他们子女的性格?

但愿我们大家无论作为生命文化的研究者,还是作为子女们的父母或准父母,都能上述科学信息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文:显扬 系在第十二次生命文化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