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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霞与我们同行(连载一)
 来自:研究所 发布时间:2007-9-27 阅读:151 
马霞与我们同行
 
    从生命的延续、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来看,生和死的意义都是重要的,积极的,有价值的。生和死,都是生命世界中相互联系的网结,是物质、能量和精神的转化形式,因此也是种群强化、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的阶梯。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生,没有死,那就如同这个世界上只有死,没有生一样,都是生命、进化和发展的终结。所以我联想到大马哈鱼的死,它们不避千辛万苦,万里长游,天敌拦截,精疲力竭,最后粉身碎骨,把一切献给了“生”,所以它们成了生物世界中最顽强、最旺盛、最壮观的一种生命现象。推而广之,一个森林顶极群落的形成,一个高等动物的诞生,一个人类社会的成熟,无不都是无数“生”和“死”的奉献。
   
    云南之举有人不理解。邻居一位老大妈指着鼻子质问我:“马霞病这么重,你怎么能远走呢?”
   
    他们不理解,这正是我们向命运挑战的一种姿态。如果没有这个严峻的现实,我们可能还没有这种紧迫感和拼搏感。这个现实是指我们两人目前的处境,又何尝不是大自然的处境。现在地球得了癌症,而病源在人,这也是许多人还没有看到的一个现实。正是这两个癌症,才激发了我们这种义无反顾的行动。
 
引发出一个环保焦点
   
    1995年11月25日收到昆明的读者熊建华来信,说他的好朋友奚志农借给他一本《环球绿色行》,读了以后非常喜欢,他还要买一本,留给他的孩子读(其实他的孩子才两岁半)。接着他谈到奚志农最近为一件事焦虑奔波,希望我能帮助他。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滇金丝猴。奚志农往县、州、省四处奔走,希望能制止这场破坏。地方说:“我们工资都发不出了。谁要制止,谁给钱。”上面感到棘手,只好听之任之。专修的公路已逼近林区,开春就要动手商业性采伐了。
   
    这个信息震动了我,这可不是一个小问题,我在欧洲走了十来个国家,连一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都没见过,他们一开口就要砍伐100平方公里,而且这里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的暗针叶林。珍稀动、植物的种类非常丰富,滇金丝猴更有其特殊的珍稀价值。幸亏这位细心的读者还写下了奚志农的电话,我当即拨了这个号码。奚志农完全没料想会接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非常熟悉的远方电话,十分激动地说:“唐老师,我从十多年前开始,就读您的文章和书……”我打断了他的话:“别的以后再说,德钦县的问题看来云南解决不了,我建议你给宋健同志写信。”宋健当时是国务委员、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当时和我仅有过一次“以文会友”,他读了我的《环球绿色行》以后,特意给我写了一封不同一般的信。后来再版这本书时,我把这封信放在序言的位置。文如其人,我感觉他不同于一般。
   
    奚志农听了我的建议,连连说:“太好了,太好了,唐老师,我写不好,您能帮我修改吗?”
   
    “可以。你把信以及所有材料都寄来。”我痛快答应了。因为我知道中央领导人的文件堆积如山,信如果写得一般,到不了领导同志手里就被秘书处理了。
    
    奚志农大概是当天晚上就把信写好了,第二天连同其他材料快递到北京。
   
    我没有那么快,但也没有偷懒,细心阅读小奚寄来的昆明动物所科学报告《滇金丝猴现状及其保护对策研究》和其他资料,在计算机前整整工作了三天。不懂汉语的马霞在一旁说:“你是写信还是写书?写那么长,宋健有时间看吗?”我说:“才1000多字。”信中确实倾注了奚志农和我的思想感情,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100平方公里的原始自然林和一类保护动物滇金丝猴,这不是一个小事呀。人啊人啊,难道就如此残忍,如此自私,如此短视!这片原始林和林中的滇金丝猴已经生存千百万年了,千百万年没有毁坏,为什么一定要毁坏在我们的手里?我这不是责备德钦县的政府和人民,这是全人类的责任。要解决经济困窘,要脱贫致富,光靠他们自己是有困难,确实需要地、省、中央甚至国际社会的援助,以及长江下游经济发达地区的帮助和支援。这个援助,也不一定是给钱。只要我们态度积极,办事认真,办法和政策还是会有的。我不相信只有‘木头财政’死路一条,吃完这片林子,就剩下一个保护区了,是不是又要吃这个保护区?吃完这个保护区,还吃什么呢?难道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既不讲天理良心,也不顾子孙后代,什么仁义道德、生态伦理,全不要了。我想谁也无法对这种心态承担责任,但谁也不能寻找借口逃避责任。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或者当机立断,或者遗憾千秋。”
   
    宋健同志在11日看到这封信,当即就批示了,在批示中深有感触地说:“云南省林业厅奚志农同志的信大概是出于无奈而发出的最后呼喊。”他要求林业部依法处理这个问题。林业部很重视,立即组建工作组,赴云南进行调查。
 
    当时没料到宋健同志会如此重视和快速地处理这个问题,我希望能引起更多人的关注,所以又把这封信打印了一份,寄给了全国政协委员、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会长梁从诫先生,因为我也是“自然之友”的会员。梁先生很重视这个问题,当即把它改写成一个题为《“自然之友”支持奚志农同志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的材料,印发给有关会员,并通过全国政协反映到政府部门。这样从北京到云南,共有十多位负责人都作了重要批示。
   
    北京一些大学的环保社团闻讯也行动起来,组成了“拯救滇金丝猴小组”。他们在北京林业大学集会,会上先请动物学家全国强和我讲话,接着观看奚志农拍摄的滇金丝猴的录像。许多人是第一次看到在海拔三四千米以上的原始森林,第一次看到活跃在自然生态中的滇金丝猴,第一次看到调查滇金丝猴的科学工作者过着卧冰踏雪的艰苦生活,感到既兴奋,又沉重。一位学生激动地说:“我是学生物的,毕业后如果有这样的地方需要我,我会毫不犹豫地前去。”还有些同学准备筹集旅费,亲自到这个地方去访问,看能为当地老百姓治愚治穷做点什么。各校代表先后上台发言之后,同学们又点燃了200枝蜡烛,为滇金丝猴的命运祈祷。这些暗淡的、细小的、近似绿色的火,开始在年轻人的心里燃烧,希望它会变成可以燎原的物质力量。
 
一个念头油然而生
   
    尽管许多领导人和舆论界很重视这个问题,但砍伐的行动仍未制止,情况非常复杂,我真想亲自去了解一下那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奚志农也一再来长途电话,他和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非常欢迎我去。后来我又蹦出一个念头,与其我一个人去,还不如带着一批大学生,和年轻人一块儿去调查研究和接受锻炼。我把这想法和马霞商量,她非常赞同,并立即拿出一万元,作为这次活动的资助。后来她还多次对我说:“如果不够,我还可以多出。”
   
    也正是这个时候,马霞病了,得了食道癌,而且已经扩散。
   
    我和马霞认识已经十四年了。我们的结合,有点传奇,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和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性格不同,语言不同,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是大自然偶然把我们拉扯在一起,再经过长期的磨合、滋润、培育和塑造,使我们终于成为幸福的一对。我爱她,她爱我,爱我的女儿、女婿和外孙。我们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著作、共同的读者和朋友。国务委员、中国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宋健同志读了我们写作的《环球绿色行》以后,写来一封含意深刻的信,其中还特别提到我们的结合:“异国同道,结成伴侣,宇宙之缘也。”
  
    正当这种温馨的感觉愈来愈浓郁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不测风云。我思想上一度相当混乱,马霞是个好人,是我最爱的人,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没想到命运总是这么艰难地折磨我。政治的,生活的,事业的以及生离死别的坎坷,我都经历过,所以我在《环球绿色行》中写道:“大自然也好,人生也好,有时候山青水秀,有时候荆棘遍野;有时候春光明媚,有时候山风满楼;有时候风平浪静,有时候惊涛骇浪;有时候明快欢乐,有时候严峻深沉。不论是云山万里,还是坎坷一世,都是学问。大自然是一本书,人生也是一本书,不问境遇如何,道路如何,前景如何,只要认真地读,总是‘开卷有益’。”
   
    现在,我的人生中又翻开了新的一页,非常困难的一页,我要继续认真地读下去。经过许多昼夜的思索,我的思路是:在不抱幻想的情况下积极治疗,给她最精心的照顾和最多的温暖。即使在临终的日子里,也要创造一种安详、通达、诗情画意和富有哲理的氛围,陪她走完生命的旅程。后来这个想法又深化了一步——在她的鼓励和支持下,到云南去。
   
    癌症,没能阻拦我们,反而激发了我们。是癌症逼迫我们,要珍惜生命,要珍惜时间,要黄昏赶路,要发挥能量,著书立说已经不够了,与其坐而论道,何如言传身带。
 
雪山的召唤
   
    马霞是个非常沉着的人,非常坚定的人,气质非常高大而又自视非常卑微的人。原来我只是从生活上和工作上来观察她。她放弃纽约高文化高水平的生活,把余生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她的工作又好又快,编辑部的同事说她的工作量能顶三个专家。不论到哪儿,她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从不摆外国专家的架子,按时上班,给大家打开水,有时候还打扫厕所。外文出版社曾评选她为先进工作者。按照专家待遇,每两年有一次提供路费的探亲假。除了写作《环球绿色行》的需要,她陪我回过一次美国以外,十多年没有享受过一次探亲假。她穿的是中国早已过时的衣服,吃的是馒头和火烧,骑的是飞鸽牌自行车,戴的是上海产的机械手表。这些年来在中国遇到不愉快的事也不少,从敲诈外国人到天安门事件,但她从来不发牢骚。别的专家来中国一年两年,回去就可以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说:“在中国的时间越长,这书越写不出来。”可见,她对中国的认识和情感是深沉的。当西方亲友来访的时候,她热情地介绍中国的情况,但从来不以“中国通”自居,从来不发表高谈阔论,她像尊重美国一样地尊重中国。
   
    现在,从生命的最后考验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她。发现她有病,是1995年11月初。开始是吞咽困难,食量日减,有时还发生呕吐。我怀疑是食道癌,在协和医科大学读博士的外甥女红梅也认为是,但她拒绝去医院检查。因为她信仰的科学基督教的最大特点是不信医药。为此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女儿、红梅、在京的中外朋友甚至还给她哥哥写信。她很固执,说她不能用两个办法,意思是只相信上帝,不相信医生。我不能伤害她的宗教感情。祈求上帝是她惟一的希望,也是她面对残酷疾病的惟一精神支柱。我们干扰她的思想看来是应该的,然而是有害的。所以我宁愿自己吞噬这个苦果———就好比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从悬崖跳下去而不能伸手拉她一把。
   
    在这种困难面前,我们更需要理解,我要理解她,也需要她理解我。但我们存在着语言沟通的困难,仅仅是行为,尚不能传递更深沉的信息。有一天,邹德孜来了。她是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教授,英语非常好;十四年前我们第一次在西双版纳见面的时候,就是她当的翻译,所以我们开玩笑说,她是我们的媒人。
   
    她来的目的,我们反复商量过,就是如何动员马霞去医院检查。结果她丝毫不动摇。我理解她,不得不失望地表示同意,同时也请邹德孜翻译我想了很久的一席话,主要有三点:
     
    第一,我是爱你的。因为你是好人,你给了我生平最大的帮助,而且你净化了我的心灵。在认识你之前,我被各种非人的生活所困惑,所折磨,所扭曲,找不着人生的定向,是你帮助我,要爱大自然,要爱人,要积极面对人生,要真诚,要实事求是。这些都不是你说的,但你以自己的行动告诉我应当这么做。
  
    第二,我们不仅要共幸福,还要共患难。共幸福是幸福,共患难也是幸福。因此你不应该拒绝我的关心和照顾。我问你晚饭想吃什么?你说吃什么都行。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很不高兴。你吃东西已经很困难了,难道还不能告诉我你想吃点什么吗?
  
    第三,想谈点我对死的看法,我们都年近七十,可以不避讳了。小时候,我对死怀有一种神秘、恐惧、不敢想的思想。那时候封建迷信得厉害,外婆家本来要把一个表妹许配给我,因为我“算八字”只能活19岁,就罢了。让她和长沙一家名叫彭三和笔铺的少老板结了婚。没想到这位少老板患肺结核,把病传给她,再加上封建婆婆的虐待,她19岁就死了。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还来不及产生爱情。后来看到她的结婚照片,才知道她是那么恬静和美,心头不免掠过一丝惋惜的情感。她死了,我活着,而且已经活到六十六了。也许还能活到九十。当然,我不希望活那么久,徒然浪费自然资源和增加别人负担。这是说个真实的笑话。我的意思是:是死是活只能听任自然,当然我们要努力活得有意义,死得有意义。
   
    后来我知道,她对我谈“死”是反感的,这与其说是给她一点思想准备,还不如说是在教育我自己。不过通过这次谈话,我们好像回到了初恋,不,比初恋更淳厚,更深沉,更绵长。美国人少有的体贴情愫,在她身上忽然出现了。她发现我缺什么衣服或日用品,不跟我商量就买,而且总是买最好的,一件衬衣花了400多元,是普通衬衣的十倍。我爱吃的黄油、鸡蛋、冻包子、肉松她总是按时准备好,既不早一天,也不耽误一天。过去我要外出,她总是无所谓的样子,你爱什么时候回就什么时候回;现在我要回来晚了,她总是流露出一种期盼的神情,不自觉地有这么一句:“怎么这么晚?”这种些微的变化使我们感到幸福和留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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