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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和生活,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
来自:研究所 发布时间:2007-9-2 阅读:204 
生命和生活,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来谈谈生命文化的两对初始概念生命和生活、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以及在文化生命生成问题上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的分歧和我们的意见。
 
一、生命是父母给的,生活要自己去打造
 
    平时,我们忙忙碌碌,很少有闲暇去思考生命的问题,除非遇到不测,生命发生危机。在我们的印象里,一说到生命,好像事情就很严重。平时我们想得比较多的,是生活的问题。生活问题,比较起来,要稀松平常得多。其实,生命和生活,本质上是一回事。想一个,也就是想另一个。在有些外文里,例如在英文里,它们本来就是一个词。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细想,所以不能清楚地意识到它们之间的同一性;因为不清楚它们之间的同一性,所以也不很清楚它们之间真正的差异。
 
    本世纪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已故梁漱溟先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在一篇题为《谈生命与向上创造》的讲话里说:“生命和生活是否有个分别?”他回答说:“生命与生活,在我说实际上是纯然一回事;不过为说话方便计,每好将这件事打成两截,就是,一为体,一为用。其实这只是勉强的分法-------宇宙之所表现者虽纷繁万状,其实即体即用,也只是一回事,并非另有本体------生命与生活只是字样不同,一为表体,一为表用而已。”(第76页)
 
    梁先生说得很对,生命确有体、用两重含义。“生命”表“体”, “生活”表“用”。也就说说,生命是一个实体概念,生活是一个活动概念。生命是生活的实体,生活是生命的活动。正因为如此,生命和生活彼此之间又有所区别:表体的不能用来表“用”,表用的也不能用来表“体”。例如,我们只能说“生命诚可贵”,不能说“生活诚可贵”。同样,我们只能说“生活很愉快”,不能说“生命很愉快”。在日常生活中,不那么严格,生命、生活有时可以替换着用。例如,当我们谈到“生活质量”的时候,也有说“生命质量”的。但是,严格说来,这两个概念的意义是不同的。生活质量是指具体的生活状况,生命质量是指生命的完满程度。一辈子饥寒交迫,因为某种机遇,吃了三天饱饭,你只能说“这几天生活质量不错”,而不能说“这几天生命质量不错”。
 
    生命和生活是生命文化的两个初始概念。研究生命文化,随时都要和它们打交道,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不仅如梁先生所说,表达上会不方便,而且学理上也会有缺失。例如,当我们研究生命意义的时候,如果没有“作为实体”的生命概念,就无法把生命的先天意义表达出来;同样,如果没有“作为活动”的生命概念,就无法把生命的后天意义表达出来。十九世纪著名的德国历史哲学家威廉.狄尔泰,被人誉为“精神科学研究领域之中的牛顿”,此公实际上不承认“作为实体”的生命的意义。《生命伦理学的基础》一书的作者,美国著名生命伦理学家恩格尔哈特,也持同样的看法。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将导致严重后果。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文章里要专门讲到。
 
    “作为实体”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作为活动”的生命即生活,要靠我们自己去打造:生活是生命自身的活动,别人无法代替。弄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异同及其不同的生成方式,非常重要。这是进入生命文化学科的第一步。而且,即使在日常生活中,弄清楚这一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比如,现在不是有一些被称为“啃老族”的年轻人吗?这些人显然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生命是父母给的,生活必须自己打造”。都三十来岁的人了,还赖在父母那里,父母给了他们生命,他们还要父母给他们生活。这绝对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
这是在啃食父母的生命,贻误自己的生活!
 
二、生命结构的两重性: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
 
    现在,我们来谈谈生命结构的两重性。所谓生命结构的两重性,就是人的生命可以区分为自然生命和文化生命两个方面。自然生命是生命的物质实体,文化生命是生命的精神结构。完整意义上的人,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没有自然生命,生命无从谈起;没有文化生命,人只是生物学上的一个类,并不是可以大写的“人”;人类在和黑猩猩做表亲的那个年代,就是这种情况。
 
    媒体上报道过许多狼孩的故事。由于没有受到文化的滋养,狼孩除了身体是人的,神态、动作,活脱脱是一头小狼:没有人的思维,没有人的语言,没有人的感情。他们在回归人类社会之前,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今年7月19 日,澳大利亚《时代报》报道一则新闻:一个名叫奥克萨娜.马拉亚的乌克兰狗孩,3 岁到8岁那五年,与狗生活在一起,举止行为都和狗一样。“她奔跑时四肢着地,喘气时伸出舌头,喝水后晃动脑袋、甩掉身上的水珠。她不是刻意模仿狗的动作,而是出于本能和习惯,因为她是被狗养大的孩子”。1991年她回到人类社会,并恢复了一些语言能力,但“狗性难改”,仍保持着狗的行为特征。而她之所以能重新学会说话,是因为她在和狗群共同生活之前尚有一点语言基础。今年马拉亚23岁,身高1.52米,智力水平仅相当于6岁孩童,而且注意力很难集中。可见,文化对于人之为人,是多么重要。
 
    说文化对于人之为人非常重要,这是就人的本性而言的,不能把这理解为,尚未获得自我意识的婴儿,和因病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人,都不是人。如果那样理解,就等于把人的生命的连续性割裂开来,否认人的生命有一个从小到大、从生到死的过程。研究生命文化,切忌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自然生命,也叫物质生命,是造化的产物。父母把我生下来,我就获得了自然生命,这是无需我参与的。文化生命,也叫精神生命或社会生命,是文化的产物,与生活一样,也要靠我们自己去打造。因此,有学者把文化称之为人的第二种DNA:人的活动创造文化,文化内化于人,又创造文化生命;每一代人都生活在前人创造的文化环境里,他们必须学习,才能获得这些文化,形成自己的文化生命。我究竟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一生将怎样度过,我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将发生怎样的认识的和实践的关系,简单地说,我的知、情、意、爱这些文化素养的生成,取决于教育、整个社会状况以及我自己的努力。一句话,我的文化生命是我自己在一定的文化境遇中自觉地养成的。
 
三.决定论、自由意志论和选择论
 
    在文化生命生成的问题上,历来有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的争论。其实,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按照决定论,一切都是环境决定的,环境什么样,人就什么样,人没有一点主动性。按照这种观点,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当事者都没有责任;因为,这与他的意志无关。这无异于取消道德评价,为一切恶行开脱。
 
    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好象专为抨击这种观点而写的。文章的题目叫《半夏小集》,其中第五部分,讲一个告密者的故事。告密者回到友人中间,友人质问他:“我们当你是一个可靠的好人,所以几种关于革命的事情,都没有瞒了你。你怎么竟向敌人告密去了?”“岂有此理!怎么是告密!我说出来,是因为他们问了我呀。”“你不能推说不知道吗?”“什么话!我一生没有说过谎,我不是这种靠不住的人!”这个可恶的告密者,显然是决定论的忠实信徒。他认为,他的行为都是“他们”决定的,他自己无能为力。因此,当了卑鄙的告密者,还振振有辞,全然没有一点羞耻感,没有一点罪恶感!
 
    事实上,环境并不能决定一切。人是有理性、有感情、有意志、有心灵的生命,对环境有一定的判断和选择的能力。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在差不多同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在文化素养、道德品质、为人处世等诸多方面,可能会有很大差别,甚至完全相反。究其原因,就在于当事者本人的取向不同。
 
    古典名著《水浒》第四十一回“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其中讲到黄文炳其人时写道:“这黄文炳有个嫡亲哥哥,唤做黄文烨,与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这黄文烨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桥补路,塑佛斋僧,扶危济困,救拔贫苦,那无为军城中都叫他做‘黄面佛’。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心里只要害人,惯行歹事: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梁山泊头领宋江就是被他害得死去活来,惨不忍睹。一母所生二子,一个好事连连,一个坏事作绝。这当然是一个艺术形象,但它反映了生活的真实:为善为恶,取决于当事者自己,环境不能决定一切。
 
    逆境中多有成功之士,顺境中不乏失败之辈。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即使自然生命先天有缺陷,或者后天因发生意外而造成残疾,文化生命照样可以打造得很健全、很美好,从而仍然可以使生命放出异彩。这方面的例子俯拾即是。远的不说,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北京青年报》9月6 日“人物在线”栏目,就有这样一篇报道:“与命运抗争,写成二十万字自传体小说——段云球用四分之一的肢体飞翔”。记者写道:“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亲身感受,我也许也会像某些网友那样充满怀疑,或许认为这只是个美丽的传说,或许难以置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如此坚强、勇敢并且快乐地生活着。他,段云球,由于七岁那年的一场车祸成为失去双腿与右臂的重度残疾人;他带着一腔热血扑向文学创作的青年,用左手写成20万字的自传《当身体只剩下四分之一》,大家称他为‘中国的保尔’;他爱游泳、爱听音乐、爱看电影,单手骑着摩托在京城走南闯北的年轻人,憧憬着环游世界------”这是一位何等坚强、乐观、奋发向上的青年!谁能说他的生命不光彩照人 ?这位堪称英雄的身残志不残的年轻人的事迹,再一次证明,身体状况和环境一样,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环境和身体状况都要通过人的理性、感情、意志和心灵才能起作用。而理性、感情、意志和心灵是有能动性的:可以选择屈服,也可以像段云球那样,选择抗争。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决定论的片面性,在于否定人的自觉能动性在文化生命生成中的作用。
 
    同样,自由意志论也是片面的。按照自由意志论,人是不受环境制约的,一切都可以由自己决定。这就把一定的意志自由,变成了意志的绝对自由。实际情况是,任何人的文化生命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生成的,不可能不受环境的制约。文化生命虽然不是由环境“决定”,却也不是由人的意志“决定”,而是在环境和人的意志即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交互作用之下生成的。换句话说,这是人对自己所处的环境作出反馈和选择的结果。自由意志论的片面性,在于无视环境在文化生命生成中的作用。
 
    环境作用之不容忽视,中国古人就已经懂得了。《道德经》说 :“大道废,焉有仁义;慧智出,焉有大伪;六亲不和,焉有孝慈;国家昏乱,焉有忠臣。”这当然是极而言之,有点决定论的味道。但是,古人确实看到了环境对人的巨大影响。环境有利,那些成功者也许不需要付出那么多辛苦,或者付出了同样的辛苦,会取得更大的成功。而在失败者中,也许有些可以不失败。环境不利,本来可以成功的,也可能失败。不承认环境的重要,是要吃大亏的。早些年,有些民营企业主,因为环境有利,发了点小财产,头脑就膨胀起来,以为这全凭他自己的本事,只要他想干,管它环境如何,什么都可以干起来,结果栽了大跟斗。
 
    明确这两种观点之不能成立,一方面,可以避免把个人的一切缺点、错误、失败都诿过于客观环境,而自己全然不负责任;另一方面,可以避免苛求个人,而把社会应负的责任统统忽略过去。这两种观点都不利文化生命的生成。
 
    在文化生命生成的问题上,我们主张选择论,即充分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地去选择那些积极的、向上的、美好的事物,用来打造我们自己的文化生命,而拒绝那些消极的、没落的、丑恶的事物,拒绝同流合污。
 
四、向巴金先生学习
 
    这方面,文学大师巴金先生年轻时在巴黎的历练,对我们很有启发。巴老在《随想录》第10篇《把心交给读者》一文中写道: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开始在巴黎写小说,我住在拉丁区,我的住处离先贤祠(国葬院)不远,先贤祠旁边那一段路非常清净。我经常走过先贤祠门前,那里有两座铜像:卢骚(梭)和伏尔泰。在这两个法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这两个伟大的作家中,我对‘梦想消灭不平等和压迫’的‘日内瓦公民’的印象较深,我走过铜像前常常对着铜像申诉我这个异乡人的寂寞和痛苦;对伏尔泰我所知较少,但是他为卡拉斯老人的冤案、为西尔文的冤案、为拉.巴尔的冤案、拉里—托伦达尔的冤案奋斗,终于平反了的冤狱,使惨死者恢复名誉,幸存者免于刑戮,像这样维护真理、维护正义的行为我是知道的,我是钦佩的。还有两位伟大的作家葬在先贤祠内,他们是雨果和左拉。左拉为德莱斐斯上尉的冤案斗争,冒着生命危险替受害人辩护,终于推倒诬陷不实的判决,让人间地狱中的含冤者重见光明。”
 
    巴老说,这是他当年从“法国作家”那里受到的教育,回想起来,不能不感激老师。在“四害”(指“文化大革命”中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横行的时候,他“没有出卖灵魂”,这要归功于他过去受到的教育。关在“牛棚”里的时候,他在梦里好像见到了伏尔泰和左拉------几十后,巴老重访巴黎,提起这段往事,仍然激动不已。他说,他要“向法国老师表示感谢,因为爱真理、爱正义、爱祖国、爱人民、爱生活、爱人间美好事物,这就是我从法国老师那里受到的教育。”
 
    巴老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打造自己的文化生命的。巴黎很美,但并不都是美好的东西,巴老则专门选择美好的东西,有教育意义的东西,去学习、去领悟,从中吸取营养。一个人,只要有向善的决心,总可以找到美好的东西,至少可以从美好的方面去思考,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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