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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先贤们对生命的思考
来自:研究所 发布时间:2007-9-2 阅读:325 
古代先贤们对生命的思考(注一)
 
    为了追本溯源,在这本小书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谈谈古代先贤们对生命的思考。
 
一、中国古代先先贤们对生命的思考
 
    先从中国说起。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古代典籍,如《易经》、孔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等,对人和人的生命都有一些发人深省的思考。其他各家各派,也都有所涉及。
 
《易经》64卦,卦卦都在解读人生的困惑
 
    《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其中,对生命的思考,至今仍然耐人寻味。《易经》64卦,卦卦都在解读人生的困惑。从帝王到百姓,人人回避不了。例如生死、爱憎、升迁、贫富、依傍、师承、启蒙、试探、男女、团伙、缘分、转移、诉讼、婚嫁、家庭、收藏、祸福、开业、忠奸等等。《易传•象》:“天地交,泰。”《易传•彖》:“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什么意思?那就是必须“交”才有“泰”,只有交才有泰!交通、交流、交换、交配、交替、交锋。泰是个人的好状态,也是国家的好状态。《易经•升卦》翻译过来就是讲“长(生长的长)得慢的活得长(长短的长)”。观卦:凡眼看美人,天眼捉机运,慧眼识英雄,法眼观国运,佛眼爱众生。逅卦:邂逅相识,需要扩大缘分场。遁卦:打不赢要走,打赢了也要走。比卦:加入哪个团伙?随卦:应该傍谁?师卦:发达诀窍向谁学?孔子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也。”孔子问学于老子。老子说:“我没别的东西送你,送你几句话吧!”送几句话,将是现代人生中最珍贵的礼品。有时,正是这几句话,启发你换一个角度去思考和选择人生,从而改变你一生的命运。
 
    关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三章)讲:“死而不亡者寿。”什么是“死而不亡”?《大戴礼•五帝德》说:“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传说黄帝活了三百年,原来是这样计算的。
 
人伦、人性、生死,以及生命之宝贵和尊严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关于“仁”的论述,都和人以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关。“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表达了儒家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理想。虽然两千多年来真正付诸实施的人并不多,作为一些理想化的道德格言,毕竟对人有一定的教化作用。西方有些学者对此评价很高,认为,这正可以弥补西方世界个人主义道德观的缺陷。
 
    “天地之性,人为贵”,孔子这句话,讲的是人的宝贵。中国古人喜欢说天,正如外国人喜欢说上帝一样。什么事情一说到天,那就是至高无上了。孔子把人放到“天地之间”这个尺度上去衡量,足见他把人看得多么宝贵了。“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孔子家的马厩失火了。孔子退朝回家听说了,赶紧问:“伤人了吗?”不问马。这是孔子关爱人的生命的一则经典故事。后来汉武帝立过战功的汗血马死了,要用宰相的级别厚葬马。于是有人引用孔子马厩失火的故事,劝谏汉武帝放弃了这个决定。
 
    在中国古代经典中,讲生命之宝贵,讲得最动情、最感人的,要数道家经典《太平经》了。其中关于生死问题有这样一段话:“凡天下人之死亡,非小事也。一死,终古不得见天地日月也,脉骨成涂土。死命,重事也。人居天地间,人人得一生,不得重生也。”生命只有一次,何其珍贵!
 
    生死关系,是古人颇费思量的一个重大问题。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阴符经》称,“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今天听起来,好像只是一些大实话:没有生,哪有死?没有死,哪有生?但是,两千多年前,能把看起来完全是两回事的生和死,联系起来思考,看出二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实属难能可贵。提到哲学上,就是“朴素辩证法”了。
 
    关于人性,孟子说:“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这三句话,对人的自然本性和人文本性作了很精练的概括。饮食男女是人的自然本性。仁义是人的人文本性;但是,二者也有区别:仁(爱)是内心的意识,义(举)是外在的表现。关于人性的善恶,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争论非常热烈。比较起来,荀子的观点更有理论色彩。他在《荀子·性恶篇》中批驳“性善”的主张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所谓“伪”,并不是造假,而是后天教育的意思。他论证说,人生来都是贪生怕死、争权夺利的,因而必然“淫乱生而礼仪文理亡”,纷争四起,天下大乱。“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恶的,只有经过后天的教育,才会表现谦让,通情达理,而达于管治。笼统地说性善性恶,当然都不能成立,但是荀子重视后天教育的作用,是很有道理的。
 
    古人对人生的思考,特别重视人的尊严。“士可杀,而不可辱; “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壮怀激烈、掷地有声的名言佳句,都是古人为保持人的尊严而锤炼出来的。尽管“仁”和“义”的内涵,由于时代变迁,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这些名言佳句所表达的,乃是我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至今仍有意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谐思想,即“和而不同”的思想,是对生命和生命活动的一种很深刻的思考,最早典出于《国语·郑语》中“史伯论五材”。史伯是周朝太史,他根据周朝政府“去和而取同”,搞一言堂、一刀切、一锅煮,不准有不同意见、不同风格、不同流派存在,而预言周朝一定衰落。他的预言果然应验。史伯论五材,以远古为例:“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以调口,刚四支(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才达成“和乐如一”的最佳结构。“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讲以多物,取和同也。”古代圣王,都是从很远的外族部落娶妻以作王后,到不同的地方探索进行比较,这都是在求取多样化的和谐。
 
    至于“同”,史伯说:“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把最优美的音符不停地重复没个完,就成了讨厌的噪音。单调的一色使人刺眼,单调的口味没人爱吃,单调的物质无法做成各样的用具。
 
    《国语·郑语》:“夫和则生物,同则不继。”史伯说,那意思就是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和谐配答,就很好看。宫商角徵羽 ,就是音乐里的索拉朵来咪,五音而和谐,就很好听。如果总是一个声音,那就成了噪音。味道也是这样,酸甜苦辣麻,五味而和谐,就很可口。
 
    庄子更把和谐思想推及于天地之间。他在《齐物论》中写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是最早的关于植物动物人物万物和谐一体的思想。时隔2,000多年,西方突然兴起庄子热,发现庄子是人类最早提出生态环境思想的人。庄子的学说,最为突出的是他的生命哲学。庄子快要死了,他的弟子们想要厚葬他,庄子笑道:我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以星辰为珠玑,宇宙万物作为陪葬,我的葬具岂不再完备不过了? 有一次庄子梦见自己变成蝴蝶,在花丛间轻盈地飞舞,那时的他一心就认为自己是蝴蝶,当他醒来后,发觉刚才的一切不过是南柯一梦,顿然若失,不禁自语道:不知是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庄子《骈拇》说,上天给你生了六个指头,你何必要砍掉一个呢?你嫌那野鸭的脚太短,给它加上一节,你嫌鹤的脚长了,给它锯掉一节,那它们就悲哀了。庄子的原话是:“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这就是“任天随物”的思想。
 
    庄子的生命哲学,对后世影响很大。例如稽康、陶渊明、李白、郑板桥,都尽可能地把自己的生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中国的隐士、高僧、道祖,一定选址于山清水秀、风和日丽之处。现在全世界都在呼吁保护生态环境,维持生态平衡,保护野生动物,建立国家公园,划定自然保护区,这些都与庄子的齐物论的生命哲学一脉相承。
   
关于“情与欲”
 
    古人对人的自然本性,即孟子所说的“食色,性也”,琢磨得很细。《吕氏春秋·情欲》说:“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不肖、欲之若一。虽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神农、黄帝,圣人也。他们与夏桀王、商纣王一样,有饮食男女的欲望。《易经》里专有一卦叫“需卦”。《易传·序卦》说:“需者,饮食之道也。”《易传·象》说:“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人有需要,就产生欲望。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享受的需要。《易经》需卦,就是专门为人们解析关于欲望、需要、等待、满足需要的各种方法,以及后果等方面的教训的。
 
    对于人皆有之的七情六欲,大致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纵欲派,贪财好色,以权谋私,挥霍无度,伤身害命。一种是禁欲派,例如欧洲的修道院、中国的和尚庙、尼姑庵,因为禁欲,而逼出许多偷情的文学名著来。第三种是节欲派,主张饮酒不要喝醉,好色不要乱伦,钱财取之有道,气节与宽容并重。《情欲》中说:“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一个既懂得享受又懂得节制的人,过着和谐的生活,这样可以长寿,可以更长久地享受声色滋味。他把纵欲派的“肥肉厚酒”称为“烂肠之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垃圾食品;把低级音乐称为“伐性之斧”;同时又指出禁欲派禁的,其实是老百姓之欲。《吕氏春秋》里还有一篇文章叫《贵生》,把人生分为四个层次:“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所谓亏生者,有些欲望过了头,有些欲望又太亏缺,使生活失去平衡,使生命受到损害。所谓迫生者,完全无自由、主权、尊严,受屈辱,活着还不如死了好。所谓全生,就是全面发展、和谐享受的人生。“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各种欲望都得到了满足,但都没有过份,恰到好处。这才是美满的人生。这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美德生活”的思想,如出一辙。
 
养生保健、饮食文化
 
    说到吃这个主题,古人讲得很多,这属于饮食文化。以孔子为例。孔子本人是一位美食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老人家对吃要求很高:色泽不好,不吃;煮不到家,不吃;不合时令,不吃;切不端正,不吃;没有好酱,不吃;不撒姜末,不吃-----其中有些近乎挑剔。不过有些禁忌,还是合乎卫生要求的。例如,鱼肉腐败了,不吃;有恶臭了,不吃,。入席就餐,也有规矩,“席不正,不坐”,“食不语,寝不言”。这是很对的。吃饭时坐得歪歪斜斜,大声喧哗,既不卫生,又影响别人,成何体统?现在,我们有些同胞出国旅游,一进餐馆,便大声嚷嚷,旁若无人,结果遭外国人白眼。“礼仪之帮”,民不礼仪,岂不惭愧?
 
    历代名人、寿星很讲究吃新鲜蔬菜,(注二)还专门作诗吟咏。苏东坡、陆游都爱吃野菜和新鲜蔬菜。苏东坡诗云:“秋来霜路满东园,芦菔生儿芥有孙。”说的是蔬菜园中的新鲜萝卜、芥菜、蔓青大丰收。陆游有诗,题名《野菜》:“野蔌山蔬次第尝,超然气压大官羊。放翁此意君知否,要配吴粳晚甑香。”什么叫作“次第尝”?就是一样一样都尝过,轮流交替地吃,不是盯着一样单调地吃。
 
    养生保健,作为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问,中国古代特别发达。在中医和气功两个领域,内容尤为丰富,成为名副其实的“国粹”。如果说我们的古人对生命文化有什么特别的贡献的话,那就在养生保健这个方面。他们悟得很深,比如,他们注意到情绪对健康的影响。白居易有诗云:“道旁老枯树,枯来非一朝。皮黄外尚活,心黑中先焦。有似多忧者,非因外火烧。”晚唐诗人杜荀鹤诗曰:“举世尽从愁里老”。《醒世恒言》:“气是惹祸根苗”,“忍气饶人祸自消”。《警世通言》:“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身亡。”《增广贤文》:“气是无明火,忍是敌灾星”。“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邵雍说“莫将真气助忧伤”。明代大哲王守仁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这方面的内容非常丰富,丛书里将有专辑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中国古人的为何未能作出更多贡献
 
    中国古代先贤们,对于生命的诸多方面都有所思考,留下了一些有益的教导。但是,就总体而言,中国古代先贤们有一个共同的缺陷,那就是方法论上不大注重逻辑论证,思想观点,感悟多于理论。按理说,像儒家这样的以伦理为本的学派,应该比其他学派更有可能发展出一套生命文化理论。可是,由于方法论上的缺陷,终于没有能形成理论。
 
    儒家学派(其他学派也一样),未能在生命文化上作出更多的贡献,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世界观上的问题。在儒家眼里,人分为君子和小人,他们总是在这个对立中思考,留传下来的文献中,充斥着君子如何、小人如何的言论,很少把人当“人”去研究。而生命文化的第一要义,恰恰是要把人当人,不能把人只当作君子和小人,或别的什么经过特别标识的身份。只有把人当 “人”去对待,去研究,才能真正咀嚼出生命的意义
 
二、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对生命的思考
 
    和中国古代先贤不同,西方哲人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文学家,对人的生命的思考,更加切合“人”的主题。
 
肉体与灵魂,“美德”、快乐和幸福”
 
    公元前五世纪至三世纪,古希腊最早的一批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就对生命问题非常关注。当时他们思考得最多的,是社会上普遍关心的肉体和灵魂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善”、“美德”、“幸福”和“快乐”等伦理问题。其中,亚里多士德关于“美德生活”的观点,至今仍有重要意义。他认为,美德就是在生活中避免过分和不足,美德就是遵守一定的尺度。我们那些新贵和暴发户,要是早知道亚里多士德这个观点,或许可以减少许多肥胖症、脂肪肝之类。
 
    稍后,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希腊化时期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对这些问题作了系统的梳理,提出以“快乐”为核心的 “幸福论”,把古希腊哲学中人性化的伦理思想,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名为《生命的目的》。他认为,生命的目的就是快乐。由于发表了一些关于快乐的很直率的言论,被教会指责为进行恣情纵欲的不道德宣传。他说:“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以及听觉与视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够想象善”。(罗素《西方哲学历》上,第303页)仅从这些言论看,他好像真的是一个享乐主义者。但是,他很认真地反驳了这个看法 。他说:“当我说快乐是最终目的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指某些人所想的放荡者的快乐或肉体享受的快乐,这些人或者是不知道,或者是不同意,或者是曲解我们的意思,我们所谓的快乐是指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苏,《哲学史》一,上,第142页)看得出来,他的观点前后不很一致。尽管如此,他始终执著于人的世俗的幸福,而拒绝把幸福与天国相联系,这本身就很伟大了。
 
    生活在公元前一世纪的卢克莱茨,是古罗马哲学的重要代表,他特别探讨了灵魂的问题。他在《物性论》中,把灵魂和精神作了区分,认为灵魂是生命的本原,精神是意识和理智。精神存在于胸的中央,灵魂则分布于全身。精神、灵魂与躯体同生共死。死亡就是躯体、灵魂和精神分解为组成它们的始源,即微小的物质原子。因此,他认为灵魂轮回和灵魂不灭的观点是荒唐的。躯体、灵魂和精神不可分割的联系证明:死后生活和死后报应的观念是空洞的虚构。他反对对死亡的恐惧。认为死没有什么,死不是灾难,而是从灾难中解脱出来。死后我们就没有了,因此也就不会有什么感觉。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是由于不知道自然规律而产生的。(同上,155)卢克莱茨的观点,和五百年后我国南朝齐梁时的思想家范缜的“神灭论”颇为相似。范缜从“形神相即”和“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出发,论证了形体与精神的关系,是“质”和“用”的关系:“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形和神的关系,正如刀刃和刀刃的锋利的关系一样。(《辞海》缩印本,573)这比卢氏把灵魂和躯体都看作物质,要略胜一筹。
 
人的高贵、自由和尊严
 
    在西方思想界,关于生命文化的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那时的人文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纷纷起来为人的高贵、尊严和自由而奔走呼号,留下许多不朽的篇章。中世纪时,贵族和教皇假上帝的之名,把人踩在九地之下,使之毫无尊严和自由可言。人文主义者们,反其道而行之,假上帝之名,把人抬到九天之上。
 
    被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佛罗伦萨人但丁,继《神曲》之后,写了一本《君道论》,声言人类的目的在求幸福,而谋求幸福,必须保障和平与自由。他写道:“天造万物,必定有他的目的。例如,天为人造拇指,则有拇指之目的;天为人造全手,则有全手之目的------最后永恒的上帝用其天的力量命令全人类存在,以达其最后目的。所谓最后之目的,就是人类之幸福------”历来都说,人类的目的,是荣耀上帝。现在,但丁把它彻底翻了个个儿,把人类的幸福,宣布为上帝的目的,这是何等气魄!
 
    用上帝的名义,把人的高贵和自由发挥到极致的,一个是意大利人皮科,一个是西班牙人斐微斯。前者在其名著《论人的尊严》一书中,力陈人有自由意志。他假上帝之口对亚当说:“我们不曾给你固定的居处,亦不曾给你自己独有的形式或特有的功能,为的是让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按自己的判断取得你渴望的住所、形式和功能。其他一切生灵的本性,都被限制和约束在我们规定的法则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交与你一个自由意志,你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可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你本性的界限。”既然上帝给了人一个“自由意志”,人当然就有自由,谁还能剥夺人的自由?这在当时无疑是一个非常权威的论证。从理论上说,认为人有“不为任何限制所约束”的“自由意志”,当然不能成立。但是,这里谈的是历来不被承认的人的自由问题,说过头一点,并无不可。
 
    比皮科稍微晚些时候的斐微斯,写了一篇名著《关于人的寓言》。他以丰富的想象和浪漫的笔法,把人提到天神的至尊地位。可以想见,这对当时那些追求人的解放的读者来说,是多么大的鼓舞。寓言故事是这样的:
 
    天后,即上帝夫人,或者说,天地之间第一夫人,有一次过生日,大排筵席,欢宴群神。酒足饭饱之后,天后招待看戏。演员们依次登台表演,演出极为精彩。天神们异口同声称赞说,从来没有看过比这更美妙的表演了。天后也因此而非常激动,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问他们哪一个演员最好。天神中最聪明的一位回答说,人这个演员最值得赞美,上帝点头表示同意。他们愈是专心观察人这个角色的姿态、言谈和一切举动,他们便愈感到惊奇。上帝看见天神们连声赞美他的亲生子,感到满心欢喜。于是,决定让人坐到天神的包厢里去,和天神们一起观看演出,不再当演员。“正在这时候,人跑出来,昂昂然好一个伟大的天帝,俨然是天神中最值得尊敬的一位,他学着他父亲的样,一举一动都妙不可言。”
 
    斐微斯写道:“人已超越了低等天神的性格,正在突入万神之王,万王之王所居住的、让黑暗包围得难以到达的光明之中。”
 
    自耶稣基督降生以来,只有人赞美上帝和天神,从来没有上帝和天神赞美人的。在斐微斯笔下,人第一次受到上帝和天神的赞美,而且是如此热的赞美,真是荣耀之至。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点是,在《圣经》里,人是上帝“创造”的,这里人变成了上帝的“亲生子”,这在“身份”上大大提高了。另一点是,人已超越了低等天神的性格,正在向“万神之王”所居住的光明进发,这在“地位”上大大提高了。实际上,在天地之间,人的地位几乎已经是“一人(上帝)之下,万人之上”了。
 
中西古人对生命思考之比较
 
    从中世纪的黑暗中发现人,肯定人有神性,有尊严,有自由,命运可以自己作主,这正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以及此后法国启蒙主义的伟大功绩。后来被称之为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思想体系,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生命文化的内容。与我国的先贤们主要从人文的角度去思考生命不同,西方世界的先贤们,包括上述人文主义思想家,大多从宗教的角度,确切地说,大多打着宗教的旗号,去高扬生命的价值,提高人的尊严。
 
    从那以后几百年,在西方世界,生命文化随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发展而时有进展。而在我国,自宋明理学当道以后,“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天经地义,人的生命尤其是妇女的生命,越来越不被重视。在这种残酷的文化专制主义统治之下,生命观念越来越淡漠,生命文化再无从提起。
 
    在西方,人的自由和尊严,是从挣脱教会和上帝的神圣的专横中获得的。文艺复兴运动,使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在我国,人的自由和尊严,必须挣脱专制制度的世俗统治才能获得,比较起来,难度大得多了。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启蒙运动,几次大的社会变动,都收效甚微。今天,如果说我们和西方世界在人文观念上有什么差别的话,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就是在对人的自由和尊严的价值评价上。
 
    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宗教家、历史家以及其他各界的名人名家,对人的生命虽然多有感悟,道出了许多至理名言,使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但毕竟都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因而生命文化作为一个学科至今尚未形成。世纪之交,由于世界局势和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创立生命文化学科,成为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这门延续了几千年的学问,一定会实现一个飞跃,发展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科。
 
    (注一)本文的写作得到北京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雷祯孝先生的大力帮助,其中有些段落是他执笔的。谨此致谢。
 
    (注二)北京东方生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史义军先生在所里举办的生命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专门讲了白居易、苏东坡等几位古代大诗人诗话养生、爱食野菜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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